到第七封时，周桂芬忽然起身去抓桌角。

陆沉川挡在信前，没有抓母亲手腕。他只说：“您若不舒服，先躺。信继续由赵干事保管。”

“你为了媳妇审你娘？”

“不是审。信写给她，藏在您的枕套里，要把事实记清。”

“你爹说她去不了红山，去了也拖累你！”

“爹说过什么另找证人。十四封为什么在这里，是现在要回答的。”

他第一次没有沿着“父母为我好”的动机争下去。

凌晨三点，十四封信只读了七封。周桂芬血压逐渐回落，赵干事建议停止，剩余信装入铁盒，加贴两道纸封，由管理处暂存，次日上午再继续。

沈知夏同意。她没有把信全部留在屋里，也没有让陆沉川带去单位。铁盒交接单一式三份，她、管理处和顾兰香各留一份。

周桂芬拒绝领取枕套。旧布便与信件分开封存，破口、黄线和夹层样式都画在登记页上。

灯熄后，沈知夏久久没睡。

陆沉川坐在外间地上，背靠门板。他没有说“我不知道”，也没有请她相信当年写信的自己。信写过、寄过，都不等于他真的确认妻女收到过。那些年，他选择相信回信里更省事的答案，同样是真实的一部分。

天亮前，沈知夏又看了一遍自己留下的交接单。

最上面那封尚未拆的信，日期是一九八二年八月。信封正面写着一句加重的话：

“家属房已经批下，只等知夏亲笔意见。”

这句话迟到了整整一年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