上午九点，管理处的小会议室只开了半扇窗。

铁盒上的两道纸封由沈知夏、顾兰香和赵干事共同核对，封口没有破损。周桂芬昨夜答应到场，临出门却说头痛。唐素云测过血压，数值平稳，便问她要在屋里休息，还是坐在会议室门边旁听。

周桂芬选了旁听。

她不是被押来认错，也不能用不进门阻止写给别人的信被查验。

剩余七封仍按日期开启。第一封正是写着“家属房已经批下”的那封。陆沉川在信里列了三件事：红山西排可能腾出一间半，托儿点能接收两岁以上孩子，家属可以参加附近缝纫组试工。他没替沈知夏决定，只问她愿不愿来，若愿意，就在回信里写明到达月份和需要携带的东西。

信末还有一句：“路远，房小，日子未必比村里轻松，但我们三个人总该一起试一回。”

沈知夏读完，手停在纸边。

她记得一九八二年那个夏天。小满刚退过一次高烧，她用半块粉笔在灶墙背面列过行李：两床被、一只搪瓷盆、孩子的小木勺、陪嫁机能不能托运。没有人知道那列字，她后来怕婆婆看见，又用湿抹布擦掉。

那时她愿意去。

她不是从没想过去红山。那年夏天，她连小满的小木勺都列进了行李。她曾经一遍遍盘算如何带孩子坐车，如何在陌生地方找活，甚至担心陆沉川见到瘦小的女儿会不会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