卖木梳的老妇是自己走进大理寺的。

她没从正门来，也没蒙面躲车，而是在清早最忙的时候挎着竹篮排进告状的人群。轮到她时，她先递上一张两把木梳的寄存条，又把耳后的头巾向上掀了掀，露出那颗已经发暗的红痣。

“你们找柳嫂。”她对收状吏说，“我如今姓潘，街坊叫我梳子婆。别去我住处敲门，我儿媳不知道旧事。”

谢临渊没有立刻把人请入内堂。梳子婆排了半个时辰，前面卖炭人追欠钱、后面妇人告丈夫藏田契，她若因为旧案二字便越过所有人，住在同一条巷里的眼睛反而会记得更牢。

等她按次序进屋，沈令仪才看见她的手。

十根手指都在，指节因多年削木梳磨得粗大。她不是柳青，也不是缺娘。永熙七年，她抱进皇子府的病童是七个孩子中的第一个，名叫豆儿，如今已经嫁到北河，不愿恢复原籍，也不愿来京作证。

“那是你的孩子吗？”

“不是。”梳子婆答得干脆，“他娘死在军户村，我答应抱他走。后来户部问，我说是儿子。这个谎我认。”

她没有用救命把冒名说成理所当然。豆儿当年四岁，饿得只剩两岁孩子的身量；沈从谦看牙齿起疑并非全错。腕上的苏氏银铃不是拿来接近皇子，而是阿葵缝在孩子衣襟里的路铃，若走散，苏氏沿路铺子听见五孔轻响便会给一碗粥。

温岐扣下铃后，豆儿少了这层照应。梳子婆用路费带他到江南，最穷时曾想把他送进善堂，最终靠削梳和替船家洗衣养住了。她后来没有继续做豆儿母亲，对外改称姨婆，因为孩子长大后自己问出身，她不愿再用第一个谎压第二次。

“另外六个呢？”

“我只抱过豆儿。”她抬眼看沈令仪，“别因为我手里有七个名字，就把六个孩子也算成我的功劳。”

七处安置地是十多年里陆续汇到她手中的平安话。有人走商路带来一句，有人把名字藏进梳柄。小满那一条是前月才补上，并非她从出生起便知道。

她去石渡口看小满，是因青娘来信说有人在问产房册。她没有告诉孩子旧事，也没有冒充亲人，只替青娘补一月束修。另一月故意留下的说法却不是为了教孩子懂欠账。

“我没带够钱。”梳子婆说，“怕青娘嫌我穷，才说得像有道理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