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那女人叫什么？”沈令仪问。

“她让我叫葵娘。”

“多大年纪，哪里口音？”

“四十上下，江南口音很淡。走路左脚快、右脚慢，不是腿伤，像常年在摇晃的船上站出来的习惯。她验过封口，没有拆，当场给我一张收条。”

“收条呢？”

“烧了。”

“谁烧的？”

“我。”

沈令仪看着他的手。右手食指与中指沾着淡墨，是长年拨算盘留下的颜色；左手虎口有一道新烫伤，大约是焚纸时被火舌舔过。他若想编一个干净故事，本可以说收条被抢、被偷，偏偏留下了最不利于自己的那一句。

“二十两是谁先开的口？”

“我没有讨价。”郑和生苦笑，“葵娘把银子推来，我只问了一句，烧一张纸为何值二十两。她说，不值。值钱的是我以后再想起这件事时，先想起我娘那口棺。”

“所以你就烧了？”

“所以我就烧了。”他抬起眼，“夫人，人穷到棺材铺都不肯赊一块薄板时，道理不会消失，只会站得远些。我看得见它，可我那天没走过去。”

郑和生把空碗放在膝前，终于露出一点难堪：“周大人给了我五两跑腿钱。葵娘又给二十两，说收条不能留。我知道这钱不干净，还是收了。那时江陵来信，我娘咳血，棺木铺催我先付定钱。”

裴砚舟一直站在舱门外，听到这里才问：“二十五两够一口什么棺？”

“杉木，薄板，连寿衣和四个抬棺人。”郑和生说，“不够请和尚，也不够置坟地。我把自家菜田卖了半亩。”

“永济行后来替你补了钱？”

郑和生的嘴角绷紧：“替我补钱的不是东家。”

他从怀里摸出一只针脚细密的白布袋。捕头上前接过，倒出的不是银票，而是三枚磨得发亮的铜钱。钱孔里穿着褪色红线，像老人常年贴身收着的压岁钱。

“我娘死前留的。棺木钱差七两，是一个姓陶的老妇替我付。她说自己从长公主府退下来，如今替永济行看几笔旧债。”

沈令仪问：“她用七两买你做什么？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