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若朕决定不退呢？”

“便记下不退，再由朝廷面对陛下已不能久理政务的事实。”

皇帝笑了两声，随即咳得胸口起伏：“你们把路都拆开了，反倒没有一条好走。”

“路本来就难走。”

窗外五更鼓响。太子在殿外站了一夜，玉玺仍在地上，无人敢捡。

皇帝望着裂掉的一角，终于道：“明日开殿。朕自己说。”

消息尚未出宫，宗室已经分成两派。一派连夜换上朝服，等太子接玺；另一派守在宫门外，要求先立年幼皇孙为储。没有人公开说皇帝会死，所有准备却都以他无法再醒为前提。

太子让东宫属官照常发放赈粮，不许借监国之名更换宫门守将。他知道越是这种时候，任何看似必要的人事调动都会被解释成夺权。

沈令仪则让三名御医分别封存脉案，不互看结论。若皇帝再醒，他们的判断可以被核对；若不醒，也不能只剩某一方想留下的记录。

可到明日清晨，他再次昏迷。

玉玺落地以后，最先伸手的不是宗室，也不是内侍，而是一个年迈的起居郎。他想捡起碎角，被太子喝止。那一块玉不仅是器物，还是皇帝盛怒、太子拒玺和满殿反应的证据，任何人碰过都该记名。

起居郎跪在地上，手停在半空。他奉职三十年，习惯把帝王失态写得体面，笔下的“掷玺”常会变成“玺坠”。这一次，太子命他照实写：皇帝亲手推落，玉角开裂，百官伏地，太子未跪接。

皇帝听见后冷笑：“你倒急着给自己留清白。”

“儿臣也给父皇留。”太子答，“若将来有人说父皇今日已经神志不清，起居注至少能证明您问了什么、儿臣答了什么。”

这不是温情。父子之间的猜疑早已深到每一句话都要留下旁证。可也正因如此，沈令仪没有劝他们私下说开。禅位从来不是一家人的床前话，它会决定无数官员、军队和百姓明日听谁的命令。

三名御医分别问诊时，结论并不一致。一人认为皇帝能辨人识事，只是体力不支；一人认为镇痛药会放大烦躁，使重大决定不宜立即执行；第三人不肯下结论，只记录皇帝在半个时辰内两次忘记已经问过的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