看完房，钥匙当场交回，三方在交接单签字。沈知夏没有把包袱留下，也没有在空屋吃午饭，免得形成实际入住的误解。

托儿点离西排约一刻钟，收三岁以上孩子，需要户口证明、健康检查和每月费用。费用包含午饭，不含药品与临时照看；迟接超过关门时辰要提前说明，不能默认托儿员一直等候。小满年龄够，身体刚退烧，入托前还要刘大夫出具近期情况。托儿点只管白日，不收夜班；孩子发热会让家属立即接走。

“母亲若在缝纫组，能来接；若去县厂呢？”沈知夏问。

“登记两个联系人。”托儿员说，“父亲单位值勤，不一定找得到，最好再留院里一个。”

顾兰香愿意暂作紧急联系人，但明确说她经常外出开会，不能代替日常照看。这个回答比随口一句“大家都是一家人”更可信。

缝纫组设在旧活动室，两台脚踏机，一张裁桌，墙边堆着幼儿园罩衣、枕套和几件待改衣服。六名家属轮流来，没有固定工资，接到活后按件分钱，灯油、机针和维修先从总款扣。账本却只有每月总收入，没有谁做了哪一件、返工由谁承担。

沈知夏翻到上月，十二元收入扣掉维修三元，余下九元平均分给五个人。有人只锁了十个扣眼，有人做了三件罩衣，拿的钱一样。

“以前也按工分，后来吵得更厉害。”顾兰香坦白，“有人孩子病了少来两天，不能一分钱不给；有人动作快，觉得自己吃亏。最后只好平均。”

“照看困难可以另设互助，不该藏进加工件数里。”沈知夏道，“否则做得多的人会敷衍，做得少的人也永远说不清自己做过什么。”

一名正在缝枕套的军嫂抬头：“还没搬来就要改我们的账？”

“我只是在问。今天也不接管任何东西。”

“陆副营长让你来，不就是想给你找个位置？”

屋里几个人都停了脚。她们显然已经把公开试工理解成干部家属来占活。

沈知夏把介绍信和自己的试工申请放到桌上：“我与陆沉川仍在婚姻调解，今天只看房。缝纫组若愿意，可以给我一件与别人同样标准的试工；若不愿意，我不借他的职务要求。做不合格，不留；做合格，是否需要人再由全组议。”

陆沉川站在门外，没有进来替她证明手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