当夜，兵部送来三百人的第一批名册。裴砚舟没有带回听雪堂，直接送大理寺留副本。名册中有十二人曾在他假死期间听过秘密调令，按常理最适合同行，也最容易替他再次执行不报家属的命令。

十二人被逐一询问时，回答并不一致。四人愿去，认为军令本就不必告诉家中；三人拒绝再替任何人送假死讯；两人只求出发前见妻儿；余下三人担心说不愿便失去军籍。

裴砚舟让不愿者保留原职，不在名册旁加“怯战”。愿去的四人也须重新听明此次任务，不得沿用过去口头密令。有人骂他被大理寺磨掉了锋芒，他没有辩，只问那人是否愿意把自己死讯也提前写给妻子。

那人沉默后退出北行。退出不是背叛，留下也不是天然忠诚。

他把十二人全部列为需单独询问，不直接录用。

这让出发准备慢了一日，也引来兵部抱怨。皇帝复职是为了让他尽快北上，不是让他在每个士卒意愿上磨蹭。

裴砚舟回奏：十日是圣旨给的期限，不是今日便可省掉告知的借口。

次日清晨，他换上久违的军服。衣甲仍合身，腰侧却因伤多垫了一层软布。沈令仪从西室出来，看见他站在雪中，短暂想起黑棺里那具穿错甲的人。

裴砚舟察觉她停步，没有走近，只问：“这身衣让你不舒服？”

“有一点。”

他当场解下外甲，只穿中衣去前厅核名册。军礼可以晚一刻，没必要用“必须习惯”逼她吞下。

可圣旨上的出发期限仍在。

十日后，无论两人是否同行，北边都不会继续等他们准备好。

军令给了他重新握刀的机会，也把旧习惯一同放回他手边。

真正难守的边界，从来不只在阵前，也在回家以后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