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你们会把它带去京城吗？”有人问。

“是否保留，先由涉及的家庭决定。顾川案需要证明他携带过什么，但不一定要让每个办案人看见全部内容。”

这不是他们预料的回答。过去名册一旦入官，便仿佛天然属于官府。六十四人第一次被告知，证物里有关自己的部分仍可以提出处理意见。

当夜有人试图割开营帐逃走。巡兵抓住后发现，那人不是细作，只是急着赶回关外通知妻儿。纸上的名单让他明白，回归故土的消息比自己先一步找到了另一个家。

六十四人没有同时进城。他们在箭程之外卸刀列坐，只派一名老人带空军牌上前。老人说若城门不认，他们会原路返回，不抢粮，也不闯关。守将反而更紧张，因为一支能在饥饿中保持队形的无号队伍，比散兵更像有人组织。

裴砚舟先核验他们是否携带疫病与军械，再逐人询问，不以整队口供互相担保。六十四份经历有许多矛盾：有人说最后一战在秋天，有人记得下雪；有人称主将战死，有人亲眼见他渡河。矛盾并不必然说明造假，他们可能来自同一支被拆散多次的队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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老人带来的军牌内层刻有迁民石头上的符号。每个符号只对应床位，不对应官名。营中孩子入伍后仍以床位互认，官军却不断给他们更换空缺姓名。到了退伍时，他们能证明彼此活过，却没有一个稳定名字能与兵部相接。

城中有人主张先收缴军功再安置，免得冒领。沈令仪反问，没有身份的人若连手中唯一凭据也被拿走，拿什么监督官府归还？军牌只拓印，不扣原件；武器登记封存则给收据，写明取回或折价条件。

第一轮核验后，确认二十一人参加过已知战役，十三人属于军屯工匠，其余仍待查。官府没有因此把整队分成真兵与假兵。他们先按实际需要领七日口粮，军功待遇待证据分别确认。

当夜有人试图劫开封存武器的营帐。被抓者不是六十四人之一，而是城内兵器商的伙计。他怀里装着一张名单，上面提前标好了哪些归兵最容易被诱去做私兵。

六十四人的临时营地由他们自己选出两名联络者，每三日轮换。官府不与一个永久首领谈判，也不给任何归兵继续代替全队回答的权力。

归兵中有人拒绝再接受编号，要求点名时使用自选名。营官担心混乱，便同时保留临时核验号和日常称呼。行政需要可以存在，却不必吞掉一个人希望被怎样叫。

有人想借归名，找到关外的落脚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