勘验处为三户分别编号，不让他们在候审院同住，也不公开彼此陈述。有人觉得这是不近人情，可亲属在长久寻找后会本能吸收新线索，隔开能保护每个人最初的记忆。

第四名女子出现时，她没有哭，也没有喊亡夫。她只问银锁“命”字那一点还在不在。拓印上的缺口太小，书吏起初以为是磨损；阿禾却能说出用的是哪块河石、磨完后少年如何被母亲打了一巴掌。

这不是足以独占尸骨的证明，却是此前三户无人知道的生活细节。

她说“他是我丈夫”时，李春娘忽然把祭弟的香放下。一个十五岁的丈夫，意味着军中埋着的不只是童兵，也是一群在饥荒里被迫提前长大的孩子。

第三个名字叫李庆。兵部查不到退伍记录，地方却有一块“逃兵李庆”的残碑。碑上出生年被凿掉，死亡年则比马追风腰牌启用早两个月。如果时间无误，他不可能与后来两人共用军号，除非军中把一个已经死去者的名额长期留作空壳。

李春娘来认弟弟时，带来的不是画像，而是一只缺口饭碗。李庆入伍前在碗底刻过一个歪斜的庆字，军库旧物里恰有同样刻痕。她没有因此立即要求把逃兵二字刮掉，而是先问弟弟为何离营。她要的是完整经历，不是一块更体面的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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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村人的说法分成两边。旧里正称李庆自愿投军，邻人却记得他被绑在祠堂柱上；军簿写他临阵逃走，伤兵则说他奉命回村征粮，再也没有归队。每个说法都有人作证，真正缺失的是那道征粮口令。

裴砚舟在营帐旧账中找到一笔未交回的粮票，签发人为已故副将。票上注明“李庆持牌”，日期正是他被记为逃兵当日。这不足以证明他途中遇害，却足以推翻“无令擅离”的定性。逃兵碑先被遮盖，等待死因继续核实。

李春娘拒绝马上重刻。她说若最后查明弟弟借征粮逃走，也该写；若他死在路上，也不必添上忠烈二字。她只要求把两种可能都留在临时牌上，不让官府为了修正一桩羞辱，又制造另一种漂亮的谎言。

开墓验骨时，棺内尸骨年龄不止二十五岁。那块墓碑从一开始便不属于李庆，而真正埋在下面的人，手腕上还套着另一支军营的铁环。

无名尸腕上的铁环来自河西营，恰是李庆奉命送粮的方向。跨营调令因此成为新的查询重点，也让那块墓碑暂时继续空着。一个未知名字不能为了让案件圆满，被仓促写成李庆。

李春娘离开墓地前盖住旧碑，只露出日期，不露逃兵二字。她没有毁碑，因为错误如何形成也属于证据。等真正身份查清，旧字会与更正一起保存，不让羞辱继续，也不假装它从未发生。

“他是我丈夫。”她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