半尺布放在一件衣服上不算多，放进十二件已经裁好的童衣里，却足以让两只口袋或数条领贴无处可出。

交料员叫何小军，是厂里仓库新来的学徒。他把布卷在桌上重新拉平：“我出库时按单量过，三尺六寸，不会少。”

沈知夏没有争“我量得更准”。她拿出学校木尺，先请杜校长确认尺长，再让何小军自己压住布头。布边有一处斜裁，最长一侧三尺四寸，最短处只有三尺一寸。交料单却按整齐三尺六寸写。

“可能是仓库量长边。”何小军说。

“长边也不到。”

“路上卷紧了，看着短。”

布不会因为卷紧少去两寸。沈知夏请他在复量记录上写明眼前尺寸。何小军怕担责任，不肯签：“我只是送料，仓库少不少跟我没关系。”

“那就只写你见证复量，不写谁少给。”

他仍犹豫。

沈知夏没有扣住人不放，也没有当场指控陆秀玲。她将布卷、交料单和木尺一起拿到学校办公室，请杜校长和一名值班老师见证，又用线在布边做了不伤料的标记。何小军若拒签，记录上便注明送料人拒绝见证。

“我签复量。”他终于道，“但你不能说是我拿的。”

“没查清之前，不说任何人拿。”

这句话反而让他安下心，补充说出库时布卷已用麻绳捆好，中途曾在厂门房放了半个时辰，陆秀玲当时正好回厂交停工说明。

沈知夏请何小军在交料单背面画出布卷出库时的捆法，并记下门房停放的大致时辰。不是为了把每个细节都变成罪证，而是防止“中途可能少了”成为谁都能推卸的空话。何小军又说，麻绳结出库时在右侧，到学校拆时却转到了左侧。这只能说明途中有人动过布卷，动过仍不等于拿走。

信息只能证明她出现过，不能证明短布与她有关。沈知夏照样记录，不作结论。

眼下更急的是继续生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