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用别人的名字？”

“暂时借身份。”

“那只是把他从一张死人皮换进另一张。”

裴砚舟没有否认。隐籍制度迫使人借假名生存，他为救证人采用同样方法，短期有效，却继续让杜衡没有自己的名字。

沈令仪提出由京兆府开具案件保护凭单，明确杜衡真实姓名处于待核状态，不先把他填进新户籍。凭单不能让他自由通行全国，却足以合法进入大理寺保护院。

杜衡看到凭单后仍要求妻孙同行。官署只找到孙子，妻子三年前已被昭宁军眷局接走，去向不明。他最终同意先入保护院，同时把妻子失踪列为条件，不让官府用“证人已到”结束寻找。

进入保护院前，杜衡只交出一条可核证言。他当年任户部收发吏，程铎注销批文不是从兵部正门送来，而是由秦嵩私房盖过“补录”小印后夹入风骨岭总册。沈从谦看到顺序不对，曾把卷退回一次；第二日卷宗重新送到，他仍签了。

“他为什么签？”沈令仪问。

“杜衡说，秦嵩把一张苏氏船税案放在旁边。沈从谦若不签，白鹤绸庄当天便会以走私军资查封。”裴砚舟答。

威胁是真，签字也是真。父亲不是毫不知情的清白人，也未必是主动设计换名的人。

杜衡还记得临时卷原本以白线装订，进入正册后才换绿线。这使旧书铺失踪白线从普通耗材变成能证明流程倒置的物证。

“为什么他半年前没告诉你白线？”

“告诉过。我认为装订颜色不如签名重要，只记在副页，没有优先转移。”

裴砚舟坦白自己的取舍。他习惯追能直接定人的大证据，险些忽略一截能说明胁迫顺序的小线。

沈令仪没有说自己早知。她也在查棺初期优先看右手，直到后来才重新验牙缝与护腕。能力不同不是谁永远正确，正是双方交叉的意义。

清平铁匣的转移却出了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