地方官互相猜疑，要求搜查所有书吏。沈令仪却先查公文纸。

每份急令右下角都有一个几乎看不见的针孔。针孔位置不同，对应不同收文衙门。泄密者凭针孔判断路线，再从驿站截取消息。

这种标记法，来自宫中旧时密诏。

十九名获救者的口述互有冲突。有人说矿主姓张，有人说姓周；有人记得下井三日，有人认为已有半月。女官没有急着统一，而是按他们在黑暗中能感知的事情记录：饭送过几次、伤口换过几次药、是否听见雨声。

这些细节比日期更可靠，也让银矿撤离时间缩小到两日。

针孔标记起初被当成泄密方式，老书吏却发现位置与宫中旧公文密记相似。不同位置可能对应收文者，也可能是发送者留给同伴的警告。

能准确读这种标记的人不多。

袁同礼看到拓印后，只说了一个名字：“韩姑姑。”

四百七十六人的名单不能直接变成四百七十六个姓名。许多名字来自牙行训练，有人一生被换过三次，名单只记最后一次；伤痕、口音和押送日期反而更稳定。女官先把每一行标为“待确认对象”，不把假名又抄进正式户籍。

纸坊坊主解释，三列并非固定组织。海路有船主，也有临时租舱；山路借私茶庄转运，却会随官道巡查改线；井路最稳定，因为矿场需要持续补人。没有一个主事并不等于无人负责，只意味着责任散在每一次收纸、看人、放行和付款里。

三路公文发出前，沈令仪特意让不同路线使用不同纸张、不同驿站和不同表述，只保留必要信息。银矿仍在一小时后收到风声，说明泄密者看到的不是某一封公文，而是官署发文动作本身。

针孔标记被发现后，南境官员互相检查袖口和针盒，险些把所有书吏扣押。袁同礼通过拓印指出，宫中旧密记的针孔不只标收文者，还能标“急、假、勿信”。三份急令的孔位其实都落在“勿信”，像有人在提醒下游，这些官文已经被监视。

若泄密者只是牙行同伙，不会警告收件人勿信；若是潜伏的救人者，他的警告却让矿主也得以转移。旧路上的人往往同时做着救人与纵容，不能靠一个阵营词解决。

十九名获救者的口述被安排在不同时间，不要求他们统一矿主姓名。有人把管事称张，是听见旁人叫“张爷”；有人称周，是因为账房姓周；真正矿主可能从未下井。饭次、换药和雨声却能互相拼合，证明大队人在发兵前两日便开始转移，不完全由此次泄密造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