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二天一早，侯亮平随工作组出发了。工作组一共三个人：他，一个扶贫办的年轻干部小张，一个乡里的老翻译老马。吉普车走过那段熟悉的土路，再次停在了红旗乡政府门口。马乡长看到侯亮平，表情有些微妙，但还是客气地迎了上来：“侯县长，又辛苦你了。”

侯亮平点了点头：“应该的。”

他没有急着进办公室，而是站在院子里，看着远处那片被风沙笼罩的戈壁。他忽然想到，如果当初他没有站在田埂上大谈什么程序，而是像老李头他们一样，弯下腰去搬石头、填土袋，那个草场的结果会不一样吧。

这个念头在他脑子里盘桓了很久，像一个无法摆脱的阴影。

工作组首先走访的是红旗乡最边远的一个村组，距离乡政府有近一个小时的车程。车子在一条勉强容得下吉普车的土路上颠簸前行，路边是大片大片干涸的荒地和零星散落的牧户。

到了村口，这里只有十几户人家，房子都是土坯垒的，有的墙皮已经剥落，露出里面的草泥。村口几个孩子正蹲在地上玩耍，看到吉普车停下来，都好奇地围了过来。

小张招呼着村干部过来对接，老马负责跟牧民沟通，侯亮平则拿着登记表，挨家挨户地走访问询。他敲开第一家，开门的是一个六十多岁的老汉，穿着厚厚的旧棉袄，手里拿着一根旱烟杆。

侯亮平表明了身份，老汉点了点头，沉默地把他让进屋里。屋里很暗，只有一盏白炽灯发出昏黄的光。角落里盘着一个土炕，炕上堆着几床旧被褥。老汉的老伴坐在炕沿上，看到侯亮平进来，神情有些局促。

“大叔，家里几口人？”侯亮平掏出登记表，在桌边坐下，尽量让自己的语气显得随和。

“五口。”老汉在门槛上坐下，吧嗒吧嗒地抽着旱烟，“儿子媳妇出去打工了，留下两个娃娃，我们老两口看着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