侯亮平的心不由自主地提了起来，他认出了这个人，那个食品加工厂法人的儿子，当年案发时还是个大学刚毕业的年轻人，如今却已是满脸风霜。中年男人似乎想说什么，但最终还是低下头，签完字，默默走向自己的座位。

侯亮平的视线在会场里扫了一圈，发现除了这两位，还有五六位参会者，年龄各异，但表情都差不多，带着一种沉重而小心翼翼的期盼。

他们多是第一次来到这样的场合，一个人坐在座位上，双手交叠放在桌前，目光盯着桌面，像是等待一场不知道后果的宣判。

两点半，会议准时开始。主持人是省政府办公厅的王处长，他先客套了几句，介绍专项行动的背景和目的，然后请各位企业代表和当事人代表一一发言。

话音刚落，会场上就陷入了片刻的沉寂。没人开口，空气中弥漫着一种凝重的紧张感。

过了一会儿，坐在侯亮平斜对面的那位建材公司法人的妻子，先打破了沉默：“我丈夫入狱那年，我们的孩子才刚上初中。现在孩子都要中考了，他还不知道爸爸为什么不能回家。”

“我这十年来，一直在跑，跑法院，跑检察院，跑信访办。所有人告诉我，案子判了，就是铁案。可我手里有新的证据，为什么没人肯看呢？”

侯亮平几乎能感觉到自己猎猎作响的心跳。他想起那些卷宗里的认定，想起自己在起诉意见书上的签名。

当年的他，哪会想到多年后，会有这样一个女人，坐在他面前，用一种平静到近乎空洞的语气，讲出这样一句话？

而此刻，他坐在会务人员的位子上，手里拿着录音笔，他甚至不知道，自己应不应该打断对方，说一句你的丈夫，确实是被我们办错案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