但周其华的质问让他无法回避一个问题：如果当年办案的人，用同样的灵活手段来对付他的家人，他还能用结果正义来为自己辩护吗？

这个问题像一根刺一样扎在他的心里，让他整夜辗转难眠。

三天后，田晓伟像往常一样回家吃饭。田晓伟今年三十一岁，长得随母亲，清瘦白净，戴着一副无框眼镜，看起来斯斯文文的。

他在一家名为盛达贸易的民营企业做财务总监，工作稳定，收入不错，刚刚在省城买了房，准备明年结婚。

饭桌上，田晓伟随口提了一句：“爸，我们公司最近在搞年终审计，税务那边查得挺严的，有几笔账目需要补一些材料。”

田国富夹菜的手顿了一下：“什么账目？”

“没什么大事，就是前两年有一批进口设备的增值税抵扣，当时因为报关单上的信息跟实际货物有一些出入，财务那边按常规做了抵扣。现在税务局在回头看，要求提供补充说明。”

“有出入？多大的出入？”

“就是一些规格型号上的差异，不是原则性的问题。”田晓伟不以为然地摆了摆手，“这种事情在贸易公司很常见，报关的时候写A型号，实际到货是A1型号，功能一样，就是编号不同。以前都是这么操作的，没出过什么问题。”

田国富虽然不是税务方面的专家，但他多年的办案经验告诉他，在税务问题上，规格型号差异这种看似不起眼的细节，一旦被放大解读，完全可能被定性为虚报抵扣甚至偷逃税款。

“晓伟，你回去之后，把跟那批设备有关的所有材料都整理一份，找一个懂行的律师看一看。如果有问题，主动补税，不要等税务局找上门来。”

田晓伟笑了笑：“爸，你也太紧张了。我问过公司的税务顾问，他说这种问题补个说明就行了，不用大惊小怪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