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突然问这么高深的问题，那我简单谈谈。春秋到秦汉，发展农业抑制工商业是国策，西汉的《盐铁论》讨论民生、专营和治利的问题。北宋范仲淹主张优先缩减财政支出，待国库充裕后先减免农业赋役，再放宽商业限制。”

“晁错在《论贵粟疏》中将农业定位为天下之大业，这里的重农是指农业生产，非特指农民，同样，商指工商业发展而非商人。封建王朝的农耕文明有其局限性，科举诞生精英，出身农户却脱离群众，维护自身的利益导致价格扭曲、王权管制和税制僵化。”

“封建统治阶级的政策惯性导致了制度僵化，农业税远低于商业税，商人更倾向于将资金投入土地市场，形成以末致财，以本守之的现象。这导致官商勾结、土地兼并日益严重。”

“至于其他经济结构单一和科技创新阻力不谈，核心是文明程度和国家制度的阶层固化，才会出现一人进士全家吃肉的局面。现在到工业文明第二代了，我理解的重农抑商和以往不同。”

万良启放下茶杯，饶有兴趣地问：“有什么不同？说来我听听。”

“重农抑商的逻辑起点，是古代农业社会的生存刚需与统治刚需，粮食是维持人口、军队、官僚体系运转的核心资源。不重视农业，轻则引发流民，重则导致起义覆灭王朝。”

“君王重视农业是为了统治，不是怜惜农民，土地无法迁移，代表着农民世世代代种地交税，征兵服役。抑商无须多言，防止商人冲击统治秩序。”

“大孙，直奔主题吧，绕来绕去的。”

“农业才是国之本，我们小麦、水稻、玉米专家就是为了让华夏人真正吃饱饭，从古到今底层百姓没吃饱过，这句话您认同不？”

万良启点点头，“没错，前些年组织老干部下基层调研，很多农民兄弟交了公粮后家里余粮不足，用细粮换粗粮才够一年的口粮。”

“华夏几千年文明没有断绝，地球漫长岁月里唯一活着的的古文明，证明过去重农抑商只是生产力水平不足，国家是封建剥削制度，但不能全盘否定，不然的话社会制度早已是重商抑农。无论那些专家怎么论证，胜者才有活下来的资格，农民存在几千年必然有它正确的自然规律和社会学选择。”

“古代抑商提出时，证明商人已经形成庞大的团体，到最后，商人阶层动摇封建统治的根基时，君王会毫不留情出手。人类的社会实验永远在试错，实践证明重农是国家底气和根本。”

“职业优势上看，商人比农民强，否则不用国家出手，农业会吞掉商业。一直到唐朝，商业掌握在帝王、门阀和权臣手中，元代搞起四等人，色目人的商业群体进入管理阶层，他们信奉利益至上，倒逼农民流离失所，明朝变质的东林党则是商业和王权在进行博弈。”